近日，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

在大自由权利缺失的情况下，哪怕在具体企业之间有局部选择的小自由，农民工还是在被迫接受一些不情愿的雇用交易，这当然就不是基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交易。但是，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收入的增加，会带动城镇以及农村的消费增长，扩大服务业就业空间。

但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特别是过去二十几年，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间并购重组，使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制造业公司在就业市场的寡头地位相对越来越明显，劳动价格的决定权越来越向雇主方倾斜。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更何况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空间远高于制造业。那么，这些年，劳动工资的上涨是否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呢？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峰教授的研究，从1995到2004年，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速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大约低五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的报酬太低、待遇不好，可以选择去李四公司。

恢复工人的权利是扭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趋势的必要一步。也就是说，工会集体行动权利等，不仅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原则，而且是契约自由权利的延伸。本文以制度变迁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论点是：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

2002年美国的一项比较劳动力成本调查，发现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仅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时薪的3%.②「美国劳动力统计局2005年8月出版了Judith Banister 撰写的月度劳动评论，认为虽然中国工资上涨步伐迅速加快（从1999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上升12%，对比之前五年平均只有2.6%的升幅），但中国工资升势增速对于拉近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差距丝毫起不到作用。②「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国务院召开过一个务虚会，反思为什么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拉得越来越大？那个会议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过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越来越难以有效转动」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此成本，不是原来人们熟知的生产成本，而是在直接生产以外、为了完成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的交易费用。把Banister女士的结论延伸至2005年，中国工人每小时工资仍然是相当于美国工人的3%，两国间的巨大工资差距丝毫没有缩窄。

我们知道，下调已经达到的高工资和高生活水准，对哪个国家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首先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既然可以用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为什么还存在内部似乎不依靠价格机制运行的企业？科斯的回答，是市场的价格机制有成本。

这对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包括重新高举凯恩斯当年的建议，促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据作者观察，中国重新界定产权是分层次推进的。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推理多么有力量，效果不好就必须改。

应对上述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所以需要扩大企业组织来加以节约。这也是集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个命题包含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如果一件东西没有清楚的权属，那它就不可能顺利地转让。

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绝对排斥私产，但是现代的股份制经济却可以以私产为基础，通过形形色色的市场合约形成新的公司。制度变迁驱动经济增长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新环境里重新界定权利，带来的最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迅速上升。

这个体制的特色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源，依靠政治权威、行政体系、合法强制力以及全盘计划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不过在运用的时候，要假定在竞争中互相比较的经济彼此开放，产品和要素的贸易和流动没有障碍

以著名的比较优势定律为例，不同要素之间的比例——比如劳力密集还是资本密集——通常被看做各国比较优势的源泉。大量形形色色的农业承包与工商业承包，就是这个层面的权利重新界定。见摩根士丹利股票研究部，《全球经济评论》（2006年4月7日）」这似乎也找到了让欧美日工商业竞争对手颇为畏惧的中国价格（China ‘s p rice）的根源。这对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在改革形势的逼迫下，这套权利体系被重新界定。

问题是，用廉价劳力要素解释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遇到了令论者尴尬的反例。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全球化的经济竞争。

其中，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学探索，既肩负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纵向对比，改革早期的中国劳力比今天更为低廉，可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中国制造连一点动静也没有？要解开以上悖论，我认为最关键的只有一点：生产要素总要经过经济组织以及经济制度，才能转变为现实的产品与服务。

中国2002年总体制造业的平均每小时工资只有0.57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每小时21.4美元的3%，或相当于墨西哥和巴西工人的25%、新兴工业经济体（即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10%、或仅仅为日本和欧洲标准的3%.中国仍然享有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它国家的优势。选错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可以调试。

在科斯看来，在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并存的世界里，海洋不能覆盖一切，岛屿也不能替代全部海洋。⑤「本文作者对科斯的企业理论的理解，见周其仁（1996），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经验的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改革的体制出发点，是计划经济也就是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现实。倘若没有这个层次的权利，资本市场就无从谈起，中国公司也就无从利用境外的资本。See K.J.Arrow，The Organizationof Economic Activity：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Market versusNon -Market Allocation.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The PBB 2-ystem，Joint Econom ic Comm ittee ，91st Cong.，1st sess，.Vol.11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481]为理解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提供了真正可靠的基础。

他首先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既然可以用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为什么还存在内部似乎不依靠价格机制运行的企业？科斯的回答，是市场的价格机制有成本。因此，科斯关于企业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同时考虑到了两种成本：公司可以节约市场交易的费用，但又必须为此支付组织成本。

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市场经济就大规模地在中国发展了起来。从改革的方法看，中国鼓励底层的、地方的改革、探索与试验，有了成果先给予地方性的合法承认，然后把地方经验合成为中央政策，再不断根据政策的实施效果宣布政策不变和长期不变，最后水到渠成，推进立法，把改革重新界定的权利在法律层面确定下来。

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塑当中国加入全球化竞争的时候，对此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制度变迁驱动经济增长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新环境里重新界定权利，带来的最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迅速上升。

④「R.H.Coase ，1937，The N ature of the Firm ，In The Firm，theMarket，and the Law，pp.33—551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0」不过，科斯可没有走到国家超级公司那么远的地方。以制度变量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洞如观火。在微观上，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产品与服务，集合到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引发前所未有的替代和结构重组。第二个层面，是把公有资源的私人使用权进一步发展成转让权，以利于资源更有效地重组。

②「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国务院召开过一个务虚会，反思为什么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拉得越来越大？那个会议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过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越来越难以有效转动」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改革的体制出发点计划经济制度的思想根据之一是公司理论。

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则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推理多么有力量，效果不好就必须改。

这个体制的特色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源，依靠政治权威、行政体系、合法强制力以及全盘计划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本文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以自己的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